美丽的桂花树

走進蔡翔的世界並不難，即便是最學術的著作也嗅不到多少“方巾氣”，更不要說閱讀散文、文學批評時，文字間情愫流露時那股勢不可擋的曉暢與明快了。也正是如此，很多年輕人是經由蔡翔的著作而毫無隔閡地走入到學術世界，開始在這個世界中尋找同樣具有生命質感的研究方式，正如蔡翔自己所說：“我是一個依靠生命體驗進行寫作的人，因此，我無法完全超越個人經驗來進行純粹抽象的理想思考。”（《邊緣的追問》）“在觀念和經驗之間，我寧願相信我的經驗我的感覺。在觀念的背後，有時躲著權力，權力為了自己的需要，製造了一個觀念的世界，然後對我們說，這就是歷史。”（《下鄉記事》）所以，儘管蔡翔經歷過從文學評論到散文寫作再到學術研究的文化身份轉變，但始終如一的是這份對生命體驗的持守和與之相伴的關切。
蔡翔的生命體驗來自于豐富的生活經歷：1953年生於上海，作為生於50年代，成長於60-70年代的一代人來說，特定的年代給予了他們特別的成長經歷，也由此將一種堅實的背景深深地印烙在他們身上。比如在《C的故事》（後改名為《紅衛兵C》）這一篇回憶性散文中，蔡翔通過C在文革時期的成長經歷，時而跳出故事的脈絡，開始向我們講述關乎他們那一代人的“神話”故事：“撇開政治、思想、信仰等等的因素，體制的崩潰，使那些少年人體會到自由的無拘無束的快樂，冒險精神和對自我的浪漫想像，在外界的誘惑中盡情釋放。”然而，蔡翔的“神話”並不止於歷史傳奇色彩的勾勒，也不止於駭人聽聞的“歷史之美”（C從樓上縱深一跳時的壯美），而是在敘述者內外視角的切換中，思考特定時期人們的思想為何會表達成一種情感狀態，“為什麼C能明確地說‘不’，卻始終不知道究竟需要一個什麼樣的社會。”（《C的故事》）蔡翔講述的故事，對於我們這些年輕人來說，確乎已是不可賦型的“神話”，但故事之外又確乎可以把握住蔡翔逼促我們所做深入的思考。
與大多數當時的年輕人一樣，蔡翔於1970年赴安徽固鎮縣楊廟公社插隊務農，當他離開城市奔赴北方鄉村的時候，他也許沒有想到，北方鄉村的生活將緩緩地帶他走入中國豐富的內涵中。正如此，他曾在回憶北方生活的文章中感恩這次奇特的“背井離鄉”：“很多年過去了，回首往事，北方的鄉村仍在往事中歷歷可見，許多的故事以為早已在記憶裡湮滅，卻又在某一天突然復活，成為通往思想的一條線索，感謝命運，少年時代的鄉村經歷，竟然連綴成為一本大書，無意中又被帶回城市，並且成為終身的閱讀。”（《北方傳奇》）這段經歷，對於我們這些成長於城市，從未真正走入鄉村的一代人來說，更是“神話”。在北方，蔡翔深情地體味著土地、信仰、傳統這些語詞背後的精神力量——它們業已成為人們意識深處的一種情致，最終潛入鄉村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同時擔憂被某種力量沖決的岌岌可危之勢不期然地到來，“信仰的旗幟不再飄動，曾被生命恪守的語詞，也早已墮落成為學者研究的物件”“孤兀的語詞已難成為海中的陸地，只是一座倔強的礁石，昭示著遙遠古代的遺跡。背負的歷史內涵已從語詞中漸漸消失，剩下的，只是一具軀體，儘管屍身未寒。”（同上），這種淒厲的筆觸也許可以點破蔡翔文章中那種淡淡的哀傷，正如薛毅所說，“蔡翔著作在清朗的理性的力量背後，總透著一種依戀、悲愴與傷感之情。”（《“黑夜裡不死的激情”──讀蔡翔的<神聖回憶>》）
從北方的農村返回城市之後，蔡翔在上海三輪鑄件廠當了一名工人，在一篇回憶中，蔡翔坦誠地說“我 1974年回城，然後就進了工廠，在那裡我做了四年的鑄造工。現在我有點驚詫於我的這份履歷，我已經有點想不起來我是怎樣度過我這四年的歲月。我不喜歡工廠，我相信，工廠也不會喜歡我。”（《工廠紀事》）也許回憶帶出的情緒感受是真實的，蔡翔不止一次地提到自己的“懶散”和對工廠紀律的不適應感，我想這不僅僅是個人的感受，而是一代被放逐到鄉村的年輕人再度回到制度化的社會生活時，不可避免的不適感。當人們把這種不適感轉化為心態上的失衡時，蔡翔選擇真實地講出。然而不愉快的記憶並不意味著徒勞無獲，蔡翔正是從這四年的工人生活以及其後與工人們不同境遇的經遭所產生的現實張力中，發掘出了一種被隱藏的存在——底層，如何理解底層？底層是否真實地存在著？如何從自己的體驗中召喚出一套理解底層的話語方式……這一系列的問題貫穿于蔡翔此後的思考方向，也由此產生了一系列頗具影響力的文章，其中就包括《底層》（1996年，《鐘山》）一文。
在這篇文章中，蔡翔說：“對我來說，底層不是一個概念，而是一道搖曳的生命風景，是我的來處，我的全部生活都在這裡開始”。因為有這血肉般的關聯，他筆下的底層，是那樣真切，抒發的情感不管是追憶、沉痛、或者失望與憤怒，都以一種在場的真實感打動著人們。更為重要的是，在這種充滿深情的敘述中，他再現一個具體而豐富的底層，讓人們對“底層”這個很容易被空洞化的術語，有了感同身受的體驗。儘管多年以後，“底層關注”持續不斷地以知識性的話題呈現在人們的面前，蔡翔竭力區分自身成長史中血脈關係的“底層”和作為知識生產“原料”的底層話語之間的不可互通性，但他也不得不承認這個語詞是幫助我們進入現實，體驗現實殘酷性的一種方式，“就我個人而言，在非文學的意義上，重新敘述底層，只是為了確立一種公正、平等和正義的社會原則。一個理想的社會形態，是不能也不應該漠視底層以及所有弱勢階層的存在……在我而言，重要的並不在於是否具體的敘述底層，更重要的，是讓這個詞成為一個‘在場’的‘他者’，是在這個詞的目光注視中，開始我們的敘事。”（《蔡翔訪談：心靈歷史的神聖回憶者》）
“我們無法觸摸到鄉間的精神脈絡，因為我們早已與民間割斷了精神聯繫。真正完全‘無路可走’的是我們這些喪失了底層的眼光的人，是把知識份子在家裡坐著談天說地謊稱為‘民間’行為的人。而蔡翔在這方面實際上已經艱難地走在路上了。尋找到一種真正來自於民間的‘神聖’精神，讓底層與知識份子同紮根于中國大地的價值信仰相遇，我想，這就是蔡翔在黑夜中燃燒著的不死的激情。”（薛毅《“黑夜裡不死的激情”──讀蔡翔的<神聖回憶>》）如果說，鄉村和工廠的經歷讓蔡翔有了不同于書齋知識份子的視角，也成就了之後他一以貫之的對底層/知識份子的思考向度，切身的經歷又不滿足於將其放置在抽象的語詞加以觀望，那麼這之後的求學經歷，給與了他一種訴說與被傾聽的可能。

一個偶然的機會，蔡翔進入大學的校園開始了專業學習，並於1980年畢業於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之後，蔡翔曾任上海長新色織廠技校教師。1983年至2001年歷任《上海文學》雜誌編輯、編輯部主任、主編助理、執行主編。從李子雲到周介人再到蔡翔，他們主編的《上海文學》一路下來，始終是引導當代文學發展的重要刊物之一。《上海文學》雜誌持之以恆的現實關切與人文關懷相融合的文化意圖，無疑勾勒出了其基本的人文品性，在眾多的文學雜誌中獨樹一幟。但更為關鍵的是兩位主編對蔡翔極為深遠的影響是再高估也不為過的，周介人曾任《上海文學》主編，作為一代名編，他們獨具慧眼，團結和培養了大批風格鮮明的作家和實力不凡的批評家，以對文學的不倦熱情和對工作的一絲不苟贏得了整個文壇的尊敬，周介人向來以惜才而廣交友，難怪蔡翔回憶起他總會流露出亦師亦兄的親近之感。而對於李子雲老師，不單單是她身上優雅與“激情”的完美融合，她的寬于待人，正直做事，更是她們那一代人相互批評相互取暖的“同志般的友誼”深深地感染了蔡翔。
在閱讀蔡翔的過程中，我發現沒有比閱讀蔡翔寫於八九十年代的一系列文化批評文章更能切入一個時代最具脈動氣息的那個部分、更為急進地還原歷史場景的了,這種還原並非只是在知識層面上的追溯，而是與大家分享了“歷史中人”的整個心路歷程。正如薛毅所說：“我曾談及評論家蔡翔八十年代以來的著作似乎構成了一種心靈歷史的完整敘述，這在書名上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它們依次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精神漫遊》──《躁動與喧嘩》──《此情誰訴》──《日常生活的詩情消解》。”的確如此，如果說“理想主義者”的定位與蔡翔成長的年代尚且還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八十年代的‘人格’構成之中，其思想與行為的資源別無選擇地、本能地取自革命年代裡‘異端英雄’式的處事方式”（《蔡翔：什麼在影響我們對八十年代的記憶？》）“我一直覺得，80年代的寫作，是一種在現代化的神聖召喚下的寫作，在思想解放的旗幟下，知識份子曾經締結成一個神聖同盟。現代性在80年代成為一個新的烏托邦神話。我們事實上把各種善的美的價值，把終極的自由、平等、公平的理想寄託在現代化的實際上。”（《邊緣的追問》）那麼，我們今天所說的“理想主義”卻很難承載現實的對應物。
在這個神聖同盟的感召下，蔡翔的批評文章中時常出現這些極具時代風貌的關鍵字：知識份子、主體、人格、自由、權利……這些鐫刻著時代氣息的詞彙應接不暇地穿插在文章之中，正如在他一篇重要的批評文章《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精神漫遊》中，借助對《北方的河》主人公主體意識的深入感知，上述詞語內涵和外延的不穩定性展現得淋漓盡致，“在一種深刻的自我否定後面，往往隱藏著一種明確的肯定。而在不斷地否定之中，過去和將來，理想和現實，個人和社會……，它們相互靠攏，緩緩地銜接在一起，這是一塊堅實的大地。”蔡翔講述了另一個“神話”，就像戴錦華曾經感慨過的那樣：對於你們這些出生於80年代的年輕人來說，80年代就好像上一個世紀那樣遙遠。這是一個科學交織著神話的時代，是一個思辨的時代，“它滿足了我們對於所要委身的各種價值的簡直不顧一切的追求。”這是一個行動的時代，“它衝破一切障礙，勢不可當。”“只有把作品放在我們整個時代的背景中，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北方的河》會如此迅速的征服我們；才能理解在這個精神漫遊者的身上蘊藏著的是堅忍，而不是迷惘；才能深切感受到這種騷動不安的情緒不是對現實的逃避，而是一種主動的進擊。”（《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精神漫遊》）

桂花是多么香啊，每当我路过一棵桂花树时，香气扑面而来，我由不得打了个哈欠，桂花的作用很多，可以泡桂花茶做桂花糕等等，我也喜欢桂花树。